几年前，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增强“三个意识”，其中之一即是“公仆意识”。

　　在我的印象中，“公仆”思想的创始人是马克思。

　　其实，在我国，“公仆”思想并非“舶来品”，倒是“古已有之”。

　　唐代官吏柳宗元，不仅是晚唐着名的文学家，也是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。他在《送宁国范明府诗序》一文中就提出了“夫为吏者，人役也”的重要思想。“吏为人役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其意就是指官员乃百姓的仆人。要知道，这一思想产生于1200年前，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，可谓石破天惊。有人讲，中国的封建社会过于漫长，不可能产生当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思想范畴，殊不知，柳河东先生“吏为人役”的思想，较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但丁的“公仆”理论（《论世界帝国》），早了将近500年。

　　柳子厚先生关于“吏为人役”的观点，并非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，而是他的一贯思想。公元805年，新皇上任，在其君臣的共同绞杀下，永贞革新失败，柳宗元从礼部员外郎贬为偏远的永州司马。他遭贬后，在永州偶遇山西老乡薛存义。薛存义时任代理零陵县令，这位县太爷自上任，便一心为民“讼者平，赋者均”，终日“早作而夜思，勤力而劳心”。他为老百姓办了事，老百姓就认他是一个好官。当听说薛存义将要调任，柳子厚先生“载肉”、“崇酒”追而送之，并以《送薛存义之任序》相赠。这篇序文不过241个字，却以极其精辟凝练的笔墨，阐述了当代政治学的重大课题。

　　在这篇序文中，柳子厚先生再次指出，官吏是民众的仆役。古代官吏靠什么维系生活呢？想出了以耕种土地为生的民众，拿出其收获的十分之一用来纳税的办法，即“凡民之食于土者，出其什一佣乎吏，使司平于我也”。养官吏的目的就是要使做官的能公正地为百姓办事，这就是设立政府与官吏的社会经济的根本依据。作为古代的一位失败的改革者，当他看到许多官员受用了百姓的粮赋，却不为百姓办事，甚至怠于职守，对老百姓敲诈勒索，侵害百姓的利益，这一切都引起了他内心“深恶而痛绝之至也”的悲愤感慨。

　　他将作为“公仆”的官吏与作为“私仆”的佣工进行了比较。他提出，对那些拿了工钱却疏于职责的仆人，主人必定愤而责罚或驱逐（“向使佣一夫于家，受若值，怠若事，又盗若货器，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”）；那么，对于疏于职守、中饱私囊的官员，百姓为什么不敢表达愤怒并行使“黜罚”之权呢？这个极其深刻的“柳河东之问”，其答案是“势不同也”。这也是一语中的。民众和官员双方不同的权力和地位这个“势不同”，不仅当年而且现在依然是一种客观现实。

　　在这段议论中，柳子厚先生似乎“无意识”地阐明了政治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，比如，官吏是为“民役”而非“役民”，官吏是纳税人养活的，官吏的权力是民众授予的，民众有权“黜罚”怠事盗民的官吏，官吏应当对民众心存敬畏，如此等等。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，在柳子厚先生的论述中，民众如何才能从制度上监督与“黜罚”不称职的官员，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阐述。然而，对一个为后人提供了先驱性思想资源的古人是不应苛求的。借古思今，当然我们绝不能把封建统治时期的官吏与今日以“为人民服务”为宗旨的共产党人相提并论，但是我们永远不可忘记，我们的“党永远没有自己的利益”、“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”，党“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，正因为，而且仅仅因为，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，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，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，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”。（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第218页）

　　反观当前，由于一些官员无视民瘼、“最牛开发商”与暴力拆迁等的懈政、乱政与失政，在少数地方和部门民众的权利仍然只能依靠“千余村民跪请市长‘出面答复’”、“断指”……来维护，如此这般，这些干部的“公仆”意识到哪里去了呢？难道还不如1200年前的柳宗元！